经济简讯 2013年第二期

点击数:2056 时间:2013-03-29

國五條細則落地

國五條,是指在20132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五項加強房地産市場調控的政策措施:(一)完善穩定房價工作責任制。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除拉薩外的省會城市要按照保持房價基本穩定的原則,制定並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價格控制目標。建立健全穩定房價工作的考核問責制度。(二)堅決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嚴格執行商品住房限購措施,已實施限購措施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要在限購區域、限購住房類型、購房資格審查等方面,按統一要求完善限購措施。其他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省級政府應要求其及時采取限購等措施。嚴格實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擴大個人住房房産稅改革試點範圍。(三)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應。2013年住房用地供應總量原則上不低于過去五年平均實際供應量。加快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項目的供地、建設和上市,盡快形成有效供應。(四)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規劃建設。全面落實2013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470萬套、新開工630萬套的任務。配套設施要與保障性安居工程項目同步規劃、同期建設、同時交付使用。完善並嚴格執行准入退出制度,確保公平分配。2013年底前,地級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當地住房保障範圍。(五)加強市場監管。加強商品房預售管理,嚴格執行商品房銷售明碼標價規定,強化企業信用管理,嚴肅查處中介機構違法違規行爲。推進城鎮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加強市場監測和信息發布管理。

 

國家總賬本:今年安居工程與基礎設施投入846億元

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提到近年在縮減財政赤字方面的成就,“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2009年的2.8%降到去年的1.5%,赤字率和債務負擔率保持在安全水平。”2009年中央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卻是2.2%2012年是1.5%。全國政協委員、上海財大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蔣洪解釋稱,“政府工作報告中指的財政赤字是指全國的財政赤字,2009年地方財政赤字小,中央財政赤字大;2012年地方赤字爲0。”預算報告還顯示,2013年中央公共財政基建投資安排4376億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846億,2012年中央公共財政基建投資安排4026億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690億元。2013年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619.13億元,较去年增长9.2%,值得注意的是從2013年起,貿促會收費收入從政府性基金預算退出,轉入公共財政預算管理,故2013年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預算數“-1.22”億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400.15億元,较去年增长31.2%,但其中文化事业建设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中央水利建设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等支出均低于2012年預算執行數。

 

高端白酒泡沫破裂 贸易商亏本出货

2012年,在禁酒令推行、三公消費受限以及塑化劑事件等多重負面因素的影響下,白酒行業的高價泡沫逐漸破裂。以一瓶500ml 53度飛天茅台爲例,在多方炒作的因素下,去年年初終端價格一度飙升至2300元,但年底價格卻悄然降至1800元水平。在剛剛過去的春節消費旺季,高端白酒沒有像往年一樣漲價,反而量價齊跌,而此前囤貨居奇的白酒貿易商也不再惜售,虧本出貨。駿凱煙酒茶商行負責人張先生表示,目前不少貿易商甯可少虧也想盡快出掉手中的庫存。“大家都看淡後市,不知道未來價格走向如何,但肯定不會漲。”他說。事實上,繼中央政治局做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衆的有關規定後,中央軍委又印發《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各地政府也紛紛出台禁酒令,嚴禁在接待工作中安排豪華宴請、喝酒等講排場的活動。再加上年中被曝光的白酒涉嫌添加塑化劑事件,全線白酒企業,白酒價格泡沫也隨之爆破。盡管步入行業調整期,但白酒業內人士認爲,中國白酒業不會停滯增長,只是從全行業的擴容式增長轉向了擠壓式增長,“腰部崛起”將成爲白酒業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區域龍頭酒企如果能夠抓住機遇,或將實現彎道超車。“白酒是一個很傳統的行業,以政務消費和商務消費拉動爲主,也有部分市場是靠大衆消費者形成的,但是傳統的白酒運作模式並沒有充分考慮大衆消費者的需求。”宋河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兼營銷公司董事長王祎楊認爲,白酒企業面對未來渠道的變革,必須要重新站在消費者的角度思考。“隨著消費群體,特別是80後群體消費習慣的改變,酒類電商的爆發性發展不容忽視。”陳學軍認爲,電商渠道將來一定會超越傳統渠道,成爲酒類銷售的主要渠道之一。除此以外,自上海國際酒業交易中心成立以來,白酒證券化成爲部分白酒品牌拓展全國渠道的新方式,繼西鳳酒國典鳳香、景芝酒國標芝香和杜康酒祖杜康後,宋河酒業也將試水白酒證券化。

 

水環境質量標准

水環境質量標准,也称水质量标准,是指为保护人体健康和水的正常使用而对水体中污染物或其他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所作的规定。按照水体类型,可分为地面水環境質量標准、地下水環境質量標准和海水環境質量標准;按照水资源的用途,可分为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渔业用水水质标准、农业用水水质标准、娱乐用水水质标准、各种工业用水水质标准等;按照制定的权限,可分为国家水環境質量標准和地方水環境質量標准。

水環境質量標准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排污行为是否造成水体污染及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因此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国家水環境質量標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国家水環境質量標准中未规定的项目,制定地方补充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中國國企應如何存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當今中國的國有企業集團,到底強大到了怎樣的地步?可以看一組來自全國工商聯和國資委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數量爲1085.72萬戶, 注冊資本31.1万億元,实现营业收入20.1万億,而归属于国资委的中央企业数量为120家,資産總額31.2万億元,实现营业收入22.5萬億。“中央隊”呈現出“以一敵十萬”的強悍實力。在盈利能力上,央企的表現更是耀眼,僅五家國有銀行的全年利潤就超過1万億元,相当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強的淨利潤總和的兩倍。

在中國曆史乃至人類的當代經濟史上,國有企業“以一敵十萬”,其強盛之勢可謂是前所未見的景象。今年初,103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出版《變革中國》一書,對中國崛起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爲是“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但是他對國有經濟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這位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看來,“由于可以取得壟斷性的利潤,國企不需要不斷創新來滿足消費者,沒有了這樣的壓力,國企無意中剝奪了在市場競爭中不可或缺的學習機制。”

極端化的事實催生極端化的輿論。當今的國有經濟改革命題已經被打上了濃烈的意識形態記號。不少人認定,只要有國有經濟,就一定會有壟斷,有壟斷就一定會造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催生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結論就是,中國要成爲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就必須讓國有經濟退出曆史的舞台。

在我看來,非此即彼的“存廢論”,事實上將國有企業的改革臉譜化、簡單化。真實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應當如何存在?去年以來,提倡國企私有化的學者中有不少在當年均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此次表現得非常激進,應該有各自的原因,或許是專業思想的改變,或許是想吸引眼球,或許是急躁所致。一般而言,國企改革的破局集中于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打破壟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爲自由化問題。即便是倡導憲政變革最積極的楊小凱教授,生前也並不主張國企的私營化改造“搞的太快、太早”,在他看來,“私有化涉及到産權的大的變動,短期內一般會使效率下降,所以應該慎重,而且應該掌握時機。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這裏講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價格,而是實行自動注冊制,讓私人經營所有行業。”第二個層面是國有經濟的治理及分配,如何管理及分享其龐大的利益所得。人們應該都記得,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改革是中國本輪改革開放的第一場戰役,在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中央政府就提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于這一共識,國務院對大型國企率先實施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在整個1980年代,國有企業經營層與上級“婆婆”的關系、與政府的關系、與黨組織的關系,企業內部廠長與書記“誰說了算”的討論等等,無不圍繞著管理制度的變革,進入1990年代,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更是在制度上將這一改革往前推進。然而,到今天,再來觀察卻會發現,強大的中央企業及省級大型企業越來越變成“政府型企業”,董事會制度形同虛設,央企的幹部任命居然是由國資委及執政黨的組織部聯合宣布,企業創造的利潤也絕大部分留存爲部門利益,所謂“全民企業”實質已蛻變爲“政府企業”及集團利益。因此,與其糾結于國有企業的“存廢”,倒不如在本次“兩會”上,認真地研究如何改進國企的現行管理制度,以及分享其利益所得,改革的任務可以被分解爲三個方面:第一,“政、黨、企三分開”,改變現有的國資委與黨的組織部雙重直接管理的模式,政府以出資人的身份行使權職,將企業決策、經營權還給董事會和管理層;第二,“全民企業全民分享”,將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資本注入社保基金池,以轉移支付的方式成爲全社會的福利;第三,改變120家中央企業的權益分配模式,地方政府通過稅收留成和利潤分享的方式參與利益分配,同時將這部分所得定向投入于社會保障和公共設施的建設及維持。

早在1948年,在中國遊曆長達十六年之久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完成了《美國與中國》一書,這是第一部以比較研究的辦法、系統性地考察中國問題的作品,在這部成名作中,費正清用大量事實展示了中國問題的本土性,他用忐忑的心情寫道,“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國企改革的問題正如睿智而清醒的費正清所提示的,有“必須流經的渠道”,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窄命題”。